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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城市

2017年03月21日 07:16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素来以美景著称的杭州,不仅经济快速发展,人居环境也是更上层楼。图为杭州梦想小镇边的闲林港河港。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青岛制造”帮助青岛在2016年拿到了稳健的经济成绩单。图为中车四方的动车生产车间。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摄

  住房问题已成为城市的大问题。图为顾客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处商品楼盘销售中心沙盘了解一个在售项目情况

  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我们有了越来越大的城市,接着有了越来越多的大城市,大城市吸纳了巨大的人口,牵引着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时至今日,“大”已经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城市”来解决当下的发展问题呢——

  随着青岛公布2016年GDP数据,成为又一位“万亿俱乐部”成员,我国已有12个GDP总量过万亿元的城市。而日前,对于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争夺”也近白热化,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提交了把所驻城市建设成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议或提案。

  在欢欣鼓舞“破万亿”、热火朝天“争入榜”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找寻一些问题的答案:大城市的扩张有何规律?衡量大城市发展质量的标准是什么?支撑它们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从何而来?这些大城市怎样才能在经济发展中承担“挑大梁”的作用?

  “聚”与“放”的效应

  “特大城市与超大城市是目前我国城市中发展水平最高的,涵盖了发展实力较强、人口规模较大、功能较为完善的省会或副省级城市。我国城市的整体规划、建设与管理水平,在这两类城市集中体现。”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主任高国力说,大城市的发展水平、发达程度决定了我国未来新型城镇化的水平,可以说地位重要、贡献巨大。

  2014年底,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对原有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进行了调整。《通知》明确,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

  高国力说,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要进一步发挥和依托大城市的作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功能继续完善、经济总量得到进一步提高,都是大城市的努力方向,随着城市越来越大,会体现出两大作用与效益。

  首先是集聚效应。随着人口的增加、建成区规模的扩大,城市能够集聚周围的要素、产业、资金和信息。很多小城市因为没有太强的集聚功能或效益,所以难以吸引更远的人口、资金和产业。城市要有吸引力,既需要配套完善的住宅、适宜创业的楼宇、公共交通、市政设施、城市照明等硬件,还要在软件上下功夫,在城市管理、便民为民等方面创建好的体制机制。

  “假如城市的硬件残缺不齐,破破烂烂,工作、投资、旅游都不会来;假如软件不跟上,也会影响集聚效应,需要围绕人性化、国际化、现代化把软件建立起来。假如这种效应足够强,城市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高国力说。

  当大城市达到特大、超大的规模后,辐射效应就占了上风。和集聚效应一样,辐射效应也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体现。随着成本越来越高,特大、超大城市会自然发生业态转移,功能、服务、产业往周边的中小城市与农村地区走,从而带动这些城市与地区的发展,这是超大、特大城市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周边城市对特大、超大城市提出的要求。

  在城市发展的初期与中期,集聚效应大于辐射效应;但当城市达到一定规模后,后者大于前者。高国力说,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集聚的更多是高端优质的业态、要素与功能,把中低端的部分逐渐往周围疏解,从而实现对周围的辐射和带动。

  “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城市会越来越大。城市越大,辐射半径越大,这是我们的基本结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肖金成说,空间经济学认为,城市兼具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集聚对人、对企业、对城市有好处,当城市达到一定的规模后,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也会更节约经济。

  但肖金成也提出,在城市规模发展壮大时必须采用一些对策。“不能放任大城市越来越大、周边城市没起来、城市体系不合理、大中小型城市没有协调发展,这样不但城市分工难以形成、大城市也会出现严重的城市病。”

  “大”与“好”的辩证

  硬币总有正反面。对大城市来说,与“大”如影随形的就是不一而足、复杂多样的城市病。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房价过高、中心区人口过多等,都是城市病的表现。

  “一方面城市在大型化,另一方面大城市的城市病愈演愈烈,竞争力最强的城市往往也是城市病最严重的城市”,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说,既让城市获得规模经济的优势,又要避免过度聚集导致城市病,需要设计一个新的城市体系:首先,从国家的角度,需要发展多尺度多中心的城市;其次,在区域层面,必须发展多个中心;就一个城市来说,假如规模过大也需要发展多中心。

  “一线城市的概念不仅仅是规模上的,更应强调功能。”倪鹏飞解释说,所谓功能,就是城市在全球和全国发挥怎样的作用和处在什么样的地位。

  “大”而“好”的城市什么样?

  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功能,被高国力视为衡量城市发展好坏、健康与否的标准。一个城市有没有实力,首先要看生产功能总量大不大、层次高不高、有没有竞争力,几个经济总量过万亿的城市都有很强的生产功能,具有很强的产业体系,形成优势产业集群;其次看生活功能,包括居住、就医、教育、购物、娱乐、出行等多个方面;最后是生态功能,涵盖了绿化、空气质量、垃圾污水处理等。只有“三生”完善,才能让城市宜业、宜居、宜游。

  倪鹏飞说,大城市不能再通过规模扩张来实现经济发展,而要通过生产率的提高和结构的调整来实现经济的增长。“好多城市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在保持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发展高端服务业,更高附加值的产业带动了当地成本的上升,促使低端和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向外转移,这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假如新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没有发展起来,只是开发了房地产,那城市就会空心化。”倪鹏飞说。

  “碗”与“盆”的互动

  “发展城市群是城市病的治本之策。”肖金成说,只有处理好区域和城市的关系,才能处理好“变大”和“变好”的矛盾。

  他说,面对源源不断涌向城市的人们,要解决城市病不能光靠自身内力,还要靠外部疏解,站在全国的高度培育更多疏解地和承接地。曾经深陷大城市病的纽约、伦敦和东京,告别了“光化学烟雾”“雾都”和“水俣病”的经验有三条:一是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发展新的城市组团,也就是打造“反磁力中心”;三是和周边城市一体化发展,形成城市群。

  “碗再大也大不过小盆,城市和区域的关系便是如此。”肖金成说,区域经济的研究范围可大可小,但再小也比城市大,不能孤立地研究城市,而要放在区域中去分析。

  “区域靠城市带动,城市靠区域支撑,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都与周边区域有密切的关系,一定要把城市和区域这对关系处理好。”肖金成梳理了这样一条发展脉络:一个城市发展成为大都市,有了一定的辐射半径,组成了一个都市圈;大都市功能纾解、产业转移,周边城市发展了起来;圈里的城市之间密切联系、相互竞争和依托,周边城市和大都市形成合理分工,出现了城市群。

  “由于城市群中各城市功能互补,大城市服务、辐射和带动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发展,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支撑大城市的功能增强。这不但有利于促进大城市的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也可以做到互利共赢。”肖金成说,在国际上影响较大的城市均有一个城市群作为依托,纽约周围有波士华城市群,伦敦周围有英国中南部城市群,巴黎周围有欧洲中部城市群,上海周围有长三角城市群,北京市功能的疏解则有赖于京津冀城市群。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就是要把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到周边的城市。只有周边的城市发展了,城市群形成了,北京的大城市病才能得到缓解直至根本消除。”肖金成说。(经济日报记者 陈莹莹)

(责任编辑:梁靖雪)